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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脱石散、诺氟沙星别乱买！抗原、退烧药已“秒发货”！****** 编者按： 这里是民生调查局，见人所未见，调查民生之变。关注你想关注的、你没关注的，调查你想看的、未看到的。
中新网1月4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近日，网传奥密克戎XBB变异株会引发呕吐和腹泻症状，传言截图中提及的“蒙脱石散”“诺氟沙星”等相继引发关注登上热搜，不少药店显示蒙脱石散、诺氟沙星“补货中”。
3日，2023年首个交易日，A股蒙脱石散概念股亦全线高开，康芝药业、仟源医药、方盛制药等相关个股涨停。
XBB有关的截图，致蒙脱石散、诺氟沙星等突然爆火
据媒体报道，这波蒙脱石散爆火源于一张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的朋友圈截图。
该截图显示，“1月3日国家开放入境，目前国外登顶的毒株是XBB.1.5。这玩意主攻心脑血管和拉肚子。所以，有条件的请准备蒙脱石散、补液盐(或者买两箱电解质饮料，比如脉动、尖叫、宝矿力)、整肠生、益生菌各种乳酸菌片，诺氟沙星也来一盒”。截图中提及的蒙脱石散、诺氟沙星等随后登上热搜，引发关注和讨论。
1月1日上午，中新财经记者登录电商平台，发现部分药房的蒙脱石散已经断货。与此同时，在社交平台上，不少人表示要购买蒙脱石散、液盐、乳酸菌素片、诺氟沙星等。由于网传XBB.1.5毒株还会攻击心脑血管，一些人甚至表示要囤速效救心丸。
随着大批人抢购蒙脱石散等止泻药，1月3日，记者再登录多个电商平台，部分药房显示蒙脱石散、诺氟沙星、乳酸菌素片等药品无货。一些线上药房即使有货，也会设置限购等条件。在买药平台叮当快药上，蒙脱石散、诺氟沙星、乳酸菌素片等均显示补货中。
叮当快药APP截图。中新财经记者3日咨询北京多家药店，工作人员也均表示，蒙脱石散、诺氟沙星、乳酸菌素片已经没货。有药店工作人员称，“店里的止泻药物都已断货”。
北京西城区某药店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蒙脱石散、诺氟沙星等，很多人过来询问，但店里之前就没货了，现在也找不着货。现在就黄连素片等药品还有货，但补货的话进价比以前高得多。”
“之前药监派发过蓝芩口服液、抗原检测试剂盒等，价格实惠，质量有保证，我们现在也等着药监能不能派发些蒙脱石散。”上述工作人员亦表示。
生产及销售蒙脱石散的康芝药业3日也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称，目前公司通过外招、从其他基地内部调动员工、调整排班等方式加班生产，以保产品的供应。
专家：没发现XBB更容易侵犯心脑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
近日，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新冠病毒感染者确实有呕吐和腹泻的症状，通常1至3天可以自行缓解，也没有发现XBB.1.5更容易侵犯心脑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治疗呼吸道感染和消化道感染的药物可以适当准备，但没必要大量囤积。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也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BQ.1和XBB是奥密克戎新的变异分支。国际上，在一些欧美国家已经逐渐显示出它们是优势毒株，主要表现为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增加。但其致病力和奥密克戎其他系列变异株没有明显区别，重症率和死亡率在流行BQ.1和XBB的这些国家没有显著增加。
患者若出现腹泻等症状，在用药方面也需谨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张磊称，诺氟沙星胶囊属于抗生素类药物，可以用于治疗细菌性肠胃炎但不适用于病毒性肠胃炎，而且儿童群体不能使用诺氟沙星胶囊，会导致骨骼发育异常。蒙脱石散对于病毒性感染引起的肠胃炎有着极强的吸附作用，能够吸收病毒一起排出，但其颗粒比较难排出体外，留在体内可能造成便秘。
退烧药、抗原如今已“秒发货”，购药须按需、理性！
目前，蒙脱石散、诺氟沙星等还处于断货、限购中，但曾经手慢即无货、迟迟等不来发货的退烧药、抗原检测试剂、血氧仪等，如今已能正常下单购买。
“我不要了，烂大街了，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就头疼！”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这一句话，反映了不少网友对抗原检测试剂的心理写照。
2022年12月29日，工信部组织举行“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各类医疗物资产能不断释放，产量快速提升。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两类重点解热镇痛药日产能现已达到2.02亿片，日产量达1.9亿片，与12月初相比的日产量和供给量提升都超过4倍；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的企业日产能已由12月初的6000万人份扩产到1.1亿人份，增长83%。
某线上平台显示，抗原检测试剂盒货量充足。3日，中新财经记者登录多个线上销售平台搜索发现，布洛芬等退烧药品以及抗原检测试剂已有现货，有药房还标注24小时内速发；一些品牌的血氧仪，虽然部分款式处于缺货状态，但不少款式也可现货速发；至于此前爆火的电解质水更是能轻松购买。
多个线下药店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现在店里退烧药物、抗原检测试剂都已有货。“目前店里的抗原检测试剂特别充足，都是药监批下来的。”前述药店工作人员表示。 (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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